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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讲 普桑(1 / 2)

第十七讲普桑

整个十六世纪与十七世纪初叶,意大利,尤其是罗马,因了过去的光荣与珍藏杰作之宏富,成为欧洲各国的思想家、文人、画家、雕塑家所心向神往的中心。在法国,拉伯雷到过罗马,蒙丹逆把他的意大利旅行认为生平一件大事,文人孔拉德(nrart,一六〇三—一六七五)、诗人圣阿芒(saintant,一五九四—一六六一),都在那里逗留过。

西班牙画家里韦拉(ribera,一五八八—一六五六)在十六岁上,因为要到意大利而没有钱,便自愿当船上的水手以抵应付的旅费。到了那里,他把故国完全忘记了,卜居于拿波里,终老异乡。佛兰德斯画家菲利普·特·尚佩涅(philippedechaaigne,一六〇二—一六七四)、法国风景画家洛兰(cudelorrain,一六〇〇—一六八二),差不多是一路行乞着到意大利去的。鲁本斯为求艺术上的深造起见,答应在意大利贵族贡扎加(gonzaga)家中服役十年。被目为法国画派的宗主者的尼古拉·普桑(一五九四—一六六五)对于意大利的热情,亦是足以叙述的。

这是一个北方的青年。他的技术已经学成,且在别的画家的指导之下,他周游法国各地,靠了自己的制作而糊口。他并且是一个严肃的人,很有学问,对于艺术怀有极诚挚的爱情。

有一天,他偶然看见某个收藏家那里有一组拉斐尔名作的版画,从此他便一心一意想到罗马去,因为他确信罗马是名作荟萃之处。

为筹集这笔川资起见,他接受任何工作,任何工资。既然他在一切事情上都有精密的筹划,他决定要在动身之前,作进一步的技术修迹。他从一个外科医生研究解剖学。他用功看书。终于因用功过度而病倒了。他不得不回家去,这场疾病使他耗废了一年的光阴方才回复。

痊愈了,他重新动身。在法国境内,他老是拿他的绘画来抵偿他旅店中的宿膳费。后来,他自以为他的积蓄足够作赴意的旅费了,就起程出发。不幸到了翡冷翠,资斧告罄,不得不回来。

然而,三十岁临到了。在这个年纪,他所崇拜的拉斐尔已经产生了千古不朽的杰作。普桑固然成为一个能干的画家,在法国也有些小小的声名,但他的前程究竟尚在渺茫的不可知中:他将怎么办?他始终不放弃他到意大利去的美梦。

他结识了一个著名的意大利诗人、骑士马里诺(giovannibatistarino)。由于他诗中的叙述与描写,普桑对于意大利的热望更加激动了。而这位诗人也为普桑的真情感动了,把他带到了意大利。从此,他如西班牙画家里韦拉一样,把罗马当作他的第二故乡与终老之所。

最初几年的生活是那么艰苦。但这位法国乡人的坚毅果敢,终于战胜了一切。他自己说过:“为了成功,我从未有何疏忽。”在他启程赴意大利之前的作品,我们一件也没有看到。但这罗马的乡土于他仿佛是刺激他的天才使其奋发的区处:他努力工作,他渐渐进步,赢得了一个名字。在这文艺复兴精华荟萃的名城中,一个外国人获得一个名字确非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他的作品中,一幅题为《圣伊拉斯谟的殉难》的画居然被列入圣彼得大寺的一个祭坛中了。

远离着故乡,——故乡于他只有少年时代悲惨的回忆——他的心魂沉浸在罗马的气氛中感到非常幸福。他穿得如罗马人一般,他娶一个生长在罗马的法国女子。他在冰丘高岗上买了所住宅。在这不死之城中,没有机诈,没有倾轧,不像法国那么骚动,对于他的气禀那么适合,对于艺术制作更是相宜。古代的胜迹于他变得那么熟习,那么亲切,以至他只在他人委托时才肯画基督教的题材。

他的荣名渐渐地流传到法国。从遥远的巴黎,有人委托他制作。那时法国还没有自己的画派,国中也还没有相当的人材。法王玛丽·德·梅迪契甚至到安特卫普去请鲁本斯来装饰她的宫殿。朝廷上开始要召普桑回国了。建筑总监以君王的名义向他提议许多美满的条件:他将有一所房子,固定的年俸。煊赫一世的首相黎塞留(richelieu)也坚持着要他回国。法王亲自写信给他。他终于接受了,答应回国。出国时是一个无名小卒,归来时却是宫廷中的首席画家了。但他回来之前也曾长久地踌躇过一番。他把妻子留在罗马,以为后日之计。果然,人们委任他的工作是那么繁重,君王有时是那么专横,那么任性,而他所受到的宠遇又引起他人的猜忌,以至逗留了两年之后,他终于重赴罗马,永远不回来了。

他在光荣之中又生活了二十三年。他在巴黎所结识的朋友对他永远很忠实。他和他们时常通信。终他的一生,即是马萨林(zarin)当了首相,即路易十四亲政之后,他仍保有首席画家的头衔,他仍享有他的年俸。他的作品按期寄到巴黎。人们不耐烦地等待作品的递到。递到之时,他的朋友们争以先睹为快。在宫廷中,任何艺术的布置都要预先征求他的意见。当法国创设了绘画学院之后,他的作品被采作一切青年画家应当研究的典型。后来,当鲁本斯在法国享有了盛大的声名时,绘画界中产生了所谓古代派与现代派的争辩。古代派奉普桑为宗主,现代派以鲁本斯为对抗。前者称为普桑派,侧重古代艺术造型与素描;后者称为鲁本斯派,崇尚色彩。

普桑的朋友都是当时的知名之士,他们的崇拜普桑,究竟根据艺术上的哪一点呢?这一次,我们应当到卢浮宫中去求解答了。

普桑作品中最知名的当推《阿尔卡迪牧人》一画。

四个人物(其中三个是牧人,手中持有牧杖,衣饰十分简单)群集在田野,远望是一带高山。一个屈膝跪着,试着要辨认旁边坟墓上的题词。墓上,我们看见几句简单的箴言,借着死者的口吻说的,意思是:“牧人们,如你们一样,我生长在阿尔卡迪,生长在这生活如是温柔的乡土!如你们一样,我体验过幸福,而如我一样,你们将死亡。”

这段题词的涵义,立刻使全画显得伟大了。它不啻是这幅画的解释。这种题旨是古代与近代哲学家们所惯于采用的。

这幅画是为路易十四作的,他那时只有十六岁。能不能说普桑在其中含有教诲君王的道德作用?在当时,这种讽喻的习惯是很流行的。

发挥题材的方式是简单的、巧妙的。这四个人物是尘世间有福的人。他们所有的是青春,是健康,是力强,是美貌;他们所住的,是一个为诗人们所颂赞的美妙的地方。在那里,天空永远是蓝的;地上长满着茂盛的青草,是供羊群的食粮。风俗是朴实的,没有丝毫都市的习气。然而,墓铭上说:“你们将如已经死去的一切享受过幸福的人一般死去。”

四个人物各以不同的程度参与这个行动。最老的牧人,跪在地下辨认墓铭,另外一个把它指给一个手倚在他肩上的美貌的少妇看。她低着头,因为这教训尤其是对她而发的。第四个人在此似乎只是一个淡漠的旁观者,而在画面上如人们所说的一般,只是“露露面”的。

在思想的开展与本质,都是纯古典的。年轻的时候,普桑曾画过女神、淫魔、一切异教的神道。但当青春渐渐消失,几年跋涉所尝到的辛苦与艰难使他倾向于严重的思念,他认为艺术的目的应当是极崇高的。他以为除了美的创造是艺术的天然的使命以外,还有使灵魂升华,使它思虑到高超的念头的责任。这是晚年的莱奥纳多·达·芬奇的意念,亦是米开朗琪罗的意念。这是一切伟大的古典派作家的共同理想。他们不能容忍一种只以取悦为务的艺术。

普桑之所以特别获得同时代人的爱好,是因为他的作品永远含有一种高贵的思想之故。没有一个时代比十七世纪更信仰人类的智慧的了。笛卡尔的学说、高乃依的悲剧都在证明理智至上、情操从属的时代意识。

每当普桑的新作寄到巴黎时,他的朋友必定要为之大为忙碌。他们一面鉴赏,一面探究它的意义。他们在最微细的部分去寻求艺术家的用意。他们不惜为它作冗长的诠释,即是陷于穿凿附会亦所不顾。十八世纪初,著名的费奈隆(fénelon)在他的《死者对话》中对于普桑的《福基翁城之埋没》一画有长篇的描写。他假想普桑在地狱中遇到古希腊画家帕拉修斯(parrhasius,公元前五世纪),普桑向他解释该画的意义。一草一木在其中都有重大的作用。说远处的城市便是雅典,而且为表示他对于古代具有深切的认识起见,他的或方或圆的建筑物都有历史根据。他自命为把希腊共和国的各时代都表显出来了。以后,狄德罗(diderot)亦曾作过类似的诠注。

在今日,这些热情的讨论早已成为过去的陈迹,而我们对于这一类的美也毫无感觉了。现代美学对于一件文学意义过于浓重,艺术家自命为教训者的作品,永远怀着轻蔑的态度。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固然不是绝对的真理。含有伟大的思想的美,固亦不失为崇高的艺术。但这种思想的美应当在造型的美的前面懂得隐避,它应当激发造型美而非掩蔽造型美。换言之,思想美与造型美应当是相得益彰而不能喧宾夺主。因此,一切考古学上、历史上、哲学上、心理上的准确对于普桑并不加增他的伟大,因为没有这些,普桑的艺术并没受到何种损失。

他的作品老是一组美丽的线条的和谐的组合。这种艺术得之于文艺复兴期的意大利画家,他们又是得之于古代艺术。试以上述的《阿尔卡迪牧人》为例:两个立着的人的素描,不啻是两个俯伏着的人的线条的延长。四个人分作两组,互相对称着;但四个人却又处于四个不同的位置上。他们的姿态有的是侧影,有的是正面,有的是四分之三的面相。两个立着,两个屈着膝。手臂与腿形成对称的角度。既无富丽的组合,亦无飞扬的衣褶的复杂的曲线。在此只是些简单的组合、对照、呼应,或对峙或相切或依傍的直线。这是古代艺术的单纯严肃的面目。

另外的一个特点是,每个人物,除了在全画中扮演他所应有的角色外,在某种情形中还能成为独立的人像。这是伟大的意大利画家所共有的长处。

前景的女人竟是一个希腊式的美女像,她的直线与下垂衣褶的和谐,使她具有女神般的庄严。胸部的柔和的曲线延长到长袍的衣褶,头发的曲线延长到披肩的皱痕。一切是有条不紊的、典雅的、明白的。一切都经过长久的研究、组合,没有一些枝节是依赖以往神来的偶然的,而画面虽然显得如是完美,却并无若何推敲雕琢的痕迹。

跪在地下的牧人的素描,也很易归纳成一个简单的骨干。手臂与腿形成两个相对的也是重复的角度。这些线条又归结于背部的强有力的曲线。一个倚在墓旁的牧人,姿态十分优美,而俯伏着看墓铭的那个更表显青年人的力强、轻捷与动作的婉转自如。

也许人们觉得这种姿势令人想起别的名作,觉得这种把手肱支在膝上,全身倚着牧杖的态度和长袍与披肩的褶皱,在别处曾经见过,例如希腊的陶瓶与浮雕都有这类图案。不错,我们得承认这种肖似。在普桑的作品中,我们随时发见有古代艺术与意大利十六世纪作品的遗迹,因为前者是普桑所研究的,后者是他所赞赏的。但普桑自有受人原恕的理由。在他的时代,什么都被表现完了,艺术家的独特的面目唯有在表现的方法中求之。人们已经绘过、塑过狄安娜与阿波罗,且将永远描绘或塑造狄安娜与阿波罗。造型艺术将永远把人体作为研究对象,而人体的种类是有限的。

这种无意识的回想决不减损普桑的艺术本质,既然这是素描的准确、动作的明白、表情的简单,而这种种又是由于长期的研究所养成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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