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舍在介绍《骆驼祥子》的创作起因时说：“1936年春天，一位朋友跟我闲谈，谈到他在北平用过一个车夫，这个车夫自己买了车，又卖掉，如此三起三落，到末了还是受穷。我当时就说这似乎可以写一篇小说。朋友又说，有个车夫被军队抓了去，哪知转祸为福，乘军队移动之际，偷偷牵回来三匹骆驼。这便是骆驼祥子的故事的核心。”

茅盾决定创作《子夜》的情况也差不多，当时他害眼疾，医生嘱咐一年不能看书，他便到处去会朋友，聊天，听到了许多平时没有听到过的情况，于是受大形势的启发构思出这部长篇小说。鲁迅说灵感的爆发“像鼻子发痒的人，只要打出喷嚏来就浑身舒服”。

郭沫若说，长诗《凤凰涅粘》的诗意袭来的时候，“全身都有点作寒作冷，连牙关都在打战。”巴金在写《家》的时候是：“每天每夜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，好像一根鞭子在抽我的心，眼前是无数惨痛的图画，大多数人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，它们使我的手颤动。”等等，等等，似乎都跟性冲动没有什么关系。（以上均引自《创作与灵感》一书）

这算不算东西方艺术家的一个差异呢？

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习惯和感受，中国作家在介绍创作经验时很少跟自己的性联系起来。尽管艺术的本质是一样的，中国的文学作品中也无法逃避性，但掩藏得越巧妙越好，表达得越含蓄越是高手。向来以为创作的最高境界是“意境两忘，物我一体”，又哪能光想着性呢？

即便是一些赤裸裸的色情读物，也是侧重于性能力、性技巧的渲染，不太重视性欲。西方则是张扬性，以性欲的强烈为荣。且不太在意性能力和性技巧，更看重性的感觉，就像阿瑟米勒所标榜的那样。艺术家是如此，普通人也是如此，美国卫生杂志根据其进行的一项调査，开列出典型美国男人的几大特点：身高一点七三米，白天做梦大都与性有关，每周性生活平均二点五五次，最喜欢白色内裤，洗澡时喜欢淋浴……

创作中最神秘最难以捉摸的就是灵感的产生，专于意，意于心，欲速则不达，可遇而不可求，仿佛是一种自然灵气，恍惚而来，倏忽而至，怪怪奇奇，莫可名状。也许有人得益于性，若把它完全归结于“性驱动”，绝对是唬人。

所以，要想真正了解一个作家，最可靠的办法就是去看他的作品，“创作谈”之类的东西容易故弄玄虚，越看越让人摸不着大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