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70年后这代农村娃们来说，每年腊月之后家家户户杀年猪、吃杀猪饭的场景，可能是所有童年生活的记忆中，最为丰满的回忆了。

隆冬的艳阳天里，请来了杀猪的老汉，整个庄子的男女老少都会过来帮忙。

在场院里垒起灶台，大锅烧着开水。

姑婶妯娌们摘洗着青菜萝卜，一边喜气洋洋的家长里短。

小娃们正在切磋放鞭炮、烟花的技艺，池塘里的浮冰还没有融化，哪个操蛋孩把一颗点燃的大炮竹扔在了码头边的冰面上。

伴随着一声巨响，四周的浮冰纷纷裂开，也把正在洗菜的成子妈妈吓得一个趔趄，差点栽进了水里。

几位老人坐在廊檐下喝着陈茶晒着太阳，叙说着一些陈年旧事。

谁家过去有多少亩田、哪家出过举人秀才、还有“闹红军”、抓壮丁、鬼子跑反，“停火”（三年自然灾害在江淮农村的说法）的时候怎么饿肚子等等。

都是些古老的话题，都是这块厚重的乡土上发生过的往事，像狗蛋老爹的山羊胡子那般的悠长。

几个力气壮的大人与屠夫老汉合力，把喂养了一年的土猪摁在了台板上。

老汉手起刀落，冒着热气的血沫咕噜噜的喷薄而出。

猪儿没有多少的呻吟和挣扎，就安详的闭上了眼睛。

等一块块殷虹的血豆腐成型出锅之后，杀猪饭就开场了。

大别山特色的一锅炖换成了天字号的大铁锅，猪肉猪血、萝卜青菜、粉丝豆皮，在农家巧妇们精湛的厨艺下天然糅合，鲜辣的浓香弥漫了整个庄院。

还有满桌的腊鹅、熏肉、咸鸡、咸鱼，各色的菜肴比过大年还要丰盛。

村庄外行走的路人，也会笑着嘀咕谁家又杀猪了。

如果是熟识的过客，还会循香前来，打打牙祭。

主人家当然会敞开了胸怀热情招待，让他们吃好喝好。

几十年来受委屈的肚皮，终于在改革的春风里得到了解放。

大块吃肉、小盅喝酒，各家轮流做东，酒足饭饱之后再去赶场乡村大戏。

这小日子过的，解放前万恶的地主老财家奢靡的生活，也不过如此吧。

民间调查发现，“包产到户”给中国乡村带来的巨大变化，农民幸福感、获得感最强的年代，应该是在80年代初期的两三年里。

后来随着商业化的兴起，物质和精神层面的诱惑越来越多，乡村亲朋邻里之间的贫富分化日益加剧，这种翻身解放的幸福和喜悦感也就慢慢的淡漠下去了。

昔日热火朝天的杀猪饭也由最初全村老少的共同狂欢，变成了家族内的聚会，再到后来的悄无声息。

古道热肠的乡风早已远去，市场化的时代找个邻居割稻割麦都要付工钱。

即使是在僻远的乡村，人们也在攀比谁家在城里买房了、谁家子女开回的车子高档、谁家的儿子当老板了。

那些十年寒窗考上大学的学子们，回到故乡也不再有昔日的荣耀了。

很多时候都会灰溜溜的，大有混得不好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感觉。

厚道不再是一种美德，成了勺子孬子的代名词。

市侩、匪气也不再是一种道德上的污点，而是乡村成功人士的身份标签。

人们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，似乎忘却了一些最本真的东西。

这或许是整个社会在追求物质丰富的过程中，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吧。

也就是经济学上著名的“边际效益递减规律”，社会学家又把这种现象定义为“幸福度递减规律”。

物质和财富从贫乏到富足的过程，给人所带来的幸福感是递减的。

到达临界点的时候，甚至会变成一种恶和负担。

当然这个临界点因人而异，对于虔诚的僧者来说，粗茶淡饭足矣。

他们视物质上的幸福为恶，追求的是无相无我的大自在。

而对于首富们来说，一个亿只是个小目标。

芸芸众生中的大多凡人，物质给予我们的幸福，往往不是取决于它们的效用，而是来自于外界的参照物们。

他人拥有什么、拥有多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