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回蒋介石被迫再下野调查团出台应对策
张学良在北平接听荣臻电话中断后，直到4小时后的19日夜1时许，才接到荣臻十万火急的电报。当即召开文武官员会议，把沈阳发生的严重情况叙述了一遍，然后说：“如今我等已易帜，听命于中央。所以，我们一切举动，都要听从中央安排。”张学良稍停又说：“我们是主张抗战的，但须全国抗战；如能全国抗战，东北军必在最前线抗战。”他边说边站起身，在室内走了几步，又说：“总之，这次事件，我们勿使事态扩大，以免兵连祸结，波及全国。”
张学良连夜将沈阳事件报与南京中央政府和军委会。电文如下：
国民政府钧鉴：
顷据沈阳藏主席、荣参谋长皓卯电称：日兵昨晚十时，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实行攻击，我军抱不抵抗主义，毫无反响，日军竟致侵入营房，举火焚烧，并将我兵驱逐出营。同时用野炮轰击北大营及兵工厂。北大营迫击炮库被毁，迫击炮厂亦被占领，死伤官兵待查，城内外警察各分所，均被日兵射击，警士被逐出，无线电报台亦被侵入。向日领事迭次交涉，乃以军队之行动，外交官不能直接制止等语相告。显系支语，并云由我军破坏南满铁路桥而起，实属捏词，截止本日午后五时，尚未停止枪炮，以上等情，均经通告各国领事，伊等尚无表示，职等现均主张坚持不抵抗，以免地方糜烂。余续电，并已转电南京政府谨陈，藏式毅荣臻叩印等语。最后复得沈电台报告，日军已于今晨6时0分入省城，占据各衙署、各通讯机关，驱逐我警察，遮断我北宁路，此后消息完全阻断，情况不明。日方宣传，因我军袭击南满路，故日军施行追击。但事实上我方绝无此事，即日军犯我北大营时，亦毫未与之抵抗。除电国民政府外，敬电奉闻。
张学良告急电至南京时，国民政府于右任、戴季陶、丁惟汾、王正廷等人闻知事变消息，慌乱一团。只得急电江西，请蒋介石速回南京主持一切。
刚抵南昌主持剿共的蒋介石，接到沈阳事变的消息后，当下发电于北平，命令张学良不得下令抵抗。下午，蒋介石会同陈铭枢、何应钦人飞回南京。起身之际，蒋又接到电报称：外交已两次向日方提出抗议，要求日军退出占领区。在国际联盟的中国代表施肇基，也向国联报告了实情，要求国联和各国主持正义。
蒋介石回到南京，主持宣传的教育部次长陈布雷，即向蒋请示对事变的宣传方针。他不假思索地说：“布雷先生，我意按照《国际盟约》及《非战公约》与《九国公约》，诉之国际公论，中国将听命于国联。要求国联派中立委员会监视日本撤兵。我方态度明确，我已严令东北军不得节节抵抗。”蒋深思了一会，说：“你写一个《告全国同胞书》，要突出三点内容，就是：确实团结，坚定沉着，加倍刻苦。另外，你要再草一份通电，请粤方共赴国难。”
当晚，蒋介石主持召开了中央执监委联席会议。会上，蒋介石说：“日本今乘粤逆叛变，我党国内部分裂之际，侵略东北。日人图我东北之野心久矣！今付诸行动，其野心一发，心难再收，东北从此将无宁日。令人痛哉！大敌当前，中正惟有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拼一身报我总理，报我先烈。报我民族！”
此时，蒋介石眼睛里唅着泪花，声音低沉，稍停，他环视严肃的会场接着说：“然制止日本人之暴行，手段种种，余认为：在国际，我当以我中华民族之文明，对日本人之野蛮，将日本人之暴行，提交国联，诉诸于公理；在国内，消除纷争，全党同志，精诚团结，共赴国难！”
接着，蒋介石提出了由陈铭枢赴粤讲和的建议，全体与会者一致赞同。而后，陈铭枢提议，让蔡元培一同去广州。经过商讨，这次会议最后决定四点基本方针：即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，以加强外交工作；抽兵北上，暂缓讨粤及剿共军事行动；派蔡元培、张继、陈铭枢人前往广东联粤，共御外侮；发表《告全国军民书》，要求全国人民镇静忍耐，相信国联会公正解决。
1日，南京政府正式向国际联盟求援。与此同时，又请求美国政府行使“九国公约”，以抑制日本扩张。
日，中国国民党中央发表了《中央告全国同胞书》。内称：国家遭此非常之变，必赖举国一致之努力，尤必确认共循之径途。公告中对处理这一事件提出三点：一是必须团结，一切言论行动，必须真实地保持全国一致；二是必须坚定民众，确实秩序，力戒矜张；三是必须加倍刻苦，无论国家与个人，均应佥矢辛勤，加紧工作，于应付危局之中，培养国家之基本。
同日，张学良派万福麟、鲍文樾飞抵南京，谒见了蒋介石。蒋对二人说：“你们回去告诉汉卿，现在他的一切都要听我的决定，万不可自作主张，千万要忍辱负重，顾及全局。”
而此时，日本已将战火在东北迅速蔓延。从9月18日夜到1日上午，日本关东军占领了辽宁、吉林两省主要城市及铁路沿线地区。沿途各兵工厂、飞机、武器弹药、铁甲车尽被日军掠去。仅东北兵工厂即损失步枪9500余支，各种机枪500挺、各种口径大炮650门、各种迫击炮00门、飞机60架。其它物资无法计算，东北的中国交通银行，尽被日本洗劫，连张学良的私邸亦被日军捣毁，张作霖惨淡经营的家业，顷刻间落入日本强盗之手。张学良对此哀痛之极，几不欲生，然而为时晚矣。荣臻等东北当局要员被日军俘获。至于无辜百姓，遭受的劫难，更是罄竹难书。
“九一八”事变突发后，举国哗然，全世界也为之瞠目结舌。事变之前，中国东北边防军相当一部分精锐部队随张学良入关，东北地区仅有数万战斗力疲弱的部队，分布在百万平方公里国土上。而日本关东军经过精心准备，兵力为个师团，超过5万人，沈阳一地，中国军队仅有第7旅数千人，而日军常驻兵力就在万人以上。事变后加上朝鲜等地的增兵，迅速增兵至4个师团，10万精锐之师。
双方兵力相差悬殊，加上中央不抵抗政策，致使日军竟一夜之间占领沈阳，4个多月占领东北三省，并吞了相当日本本土倍的中国领土，除了在黑龙江受到马占山将军组织的抵抗外，几乎是兵不血刃。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，也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，令人激愤。
全国民众对“九一八”事变，丢失东北三省的怨愤之情，全部倾泄于东北军政首脑张学良身上，称张学良为“不抵抗将军”。应该说他是当之无愧的。后来的上海“一二八”抗战，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，给日本以极大的教训！蒋介石被迫还是支持了十九路军的抗战。
马君武在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撰《哀沈阳》一诗在《重庆日报》发表，立即传遍全国。其诗云：
赵四风流朱五狂，翩翩胡蝶最当行。
温柔乡是英雄冢，哪管东师入沈阳。
告急文书夜半来，开场弦管又难催。
沈阳已陷休回顾，更抱阿娇舞几回。